清乾隆《重修肃州新志》记载，到了正月，“元旦拜节，多好书门。”门上书春，即题写春联，是古已有之的风俗。特别王安石《元日》诗中“千门万户曈曈日，总把新桃换旧符”的名句，总会让人想起贴春联的年俗。王安石所说的“桃符”，确实和春联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络。

  桃符早在先秦文献中就有记载，在以神话著称的《山海经》里描写得最为生动，说是“沧海之中，有度朔之山，上有大桃木，其屈蟠三千里”。桃树上有二位神人，一曰“神荼”，一曰“郁垒”，这二神专司驱邪一事，后来演化成我国民间崇奉中最早的“门神”。秦汉今后，桃符已广为盛行，其时的作品《左传》《战国策》《淮南子》《论衡》《风俗通义》等皆有描绘，并不忘着重其祈福禳灾功用。可贵的是，在甘肃河西，出土了不少汉代桃符。如在金塔一带出土的一块桃符，用木条削成箭头形，上面画着浓眉大眼的张嘴人面，这是民间对“神荼”“郁垒”形象的简化。这个桃符中心有一穿孔，则是新年时用来穿绳悬挂门楣，以此希冀驱邪赐福之用。而广为认可的“神荼”“郁垒”造型，是汉代画像砖上呈现的一对魁伟勇士，衣带飘荡，不失威严，奠定了后来咱们熟知的“门神”的将军造型。

  每逢新年，先民们在桃木上描写门神造型。后来，干脆就直接写上“神荼”“郁垒”的姓名；再后来，写了姓名后顺带写两句祈福迎春的吉利话，唐代以来，就有了题写迎春诗文的“桃符题辞”；再后来，投合门框左右对称的特色，两头各写一句，两两对称粘贴，这时咱们了解的春联才悄然呈现。宋人《岁时广纪》记载，“桃符……上画神像、狻猊、白泽之属，下书左郁垒、右神荼，或写春词，或书祝祷之语。岁旦则更之。”由此可见，到宋代桃符所写仍是“祝祷之语”的吉利话。故而王安石《元日》里的桃符，确实不能简略地等同于春联。

  现在学术界遍及认可、有文献记载的最早春联，是见于《宋史》等文献的蜀后主孟昶所题“新年纳余庆，嘉节号长春”一联，此刻，已步入五代。从桃符画像到春联题句，这个头绪看似简略，实则撒播了一千多年。在我国春联风俗演化的进程中，甘肃的河西走廊在我国楹联史上留下重要一笔。在敦煌藏经洞里，标示为“斯坦因0610V”的写经卷上，发现了“岁日：三阳始布，四序初开。福庆初新，寿禄缓缓。又：三阳回始，四序来祥。福延新日，庆寿无疆。立春日：铜浑初庆轨，玉律始调阳……”的对仗文字，以及“书门左右”的明显字眼，不少学者由此判定这不只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春联，也为“楹联发生于唐代”之说供给了有力佐证。假使这份或许题写于唐开元年间的文字果真是楹联，那我国楹联史必定要改写。但学术的考证需求谨慎，经过仔细阅览原件，发现这些本来连在一起的语句，被依照现代“对联”的姿态有意排成了两句一段。并且依据句尾押韵的特征，根本能判定，这张经卷上的内容精确地说是两段诗文，这仍是“桃符题辞”的一种。可这并不惋惜，由于咱们从中看到了春联的“模子”。在那个楹联没有发生的时代，人们现已习气将对仗规整的吉利语句在新年时贴于门旁。敦煌这张宝贵写经虽不是彻底意义上的春联，无疑是重要的楹联成形史料，也能说是现在现存最早的春联雏形。

  步入元明，咱们所熟知的春联已根本成形，明代《百家巧联》《唐诗春联新谱》等日用之书已可见各类春联。很多人或许没想到，现在仍众所周知的一些春联，如“天增年月人增寿，春满胡匪福满门”“生意兴隆通四海，财源茂盛达三江”等，竟然是从明代撒播下来的。也是在明代，文人集体开端遍及参加楹联创造，而甘肃现在可见文献中，最早有联稿传世的，现已到明末清初的陇西籍名士，也是书法我们的王了望。其自撰春联“玉历颁新，春在梅花枝上出；桃符换旧，瑞从柏叶酒中生。”正是新桃换旧符，一派吉祥的新春气味。与王了望简直一起期，西北边境有着“藏乡江南”之誉的舟曲，每到新年，各族群众便采撷松枝建立灯棚，将传统春联与元宵灯艺奇妙结合，在松棚下动辄挂起数百对用红对联裱糊的灯柱，如清代舟曲文人张尚仁所写灯联“头顶灯，手提灯，灯连万户成灯市；你望月，我看月，月照千家是月宫”，一时柏翠灯红，联墨交辉，而这道共同的人文景观，至今已坚持举行四百余年，可谓我国春联文明的“活化石”。

  清代今后，陇原各地春联风俗已蔚成风气。清康熙《岷州志》记载，“岁除，贴彩胜、春联于门，具椒盘、柏酒为团圆之庆”，清乾隆民勤《镇番县志》也写道：“岁除，打扫院子，挂黄钱，贴门神、门对等物，以迎春禧，间用桃符。”可见从陇中到河西，古之桃符、春胜等风俗兼而有之，而贴春联已成为新年时一项首要的文明风俗。如清人叶礼《甘肃竹枝词》中所写：“元旦纷繁道贺人，落款门上对联新。”这一时期，甘肃也诞生了一批流芳后世的联家，春联天然成为他们笔下不可或缺的体裁。如清中期漳县文士成大猷所书“春回柳眼梅须里，家在山光水影中”，目光所及，俱是春明景和之象。清光绪二十五年，三十五岁已主讲兰州五泉书院的晚清翰林刘尔炘趾高气扬，那年新年他自撰了四副春联，其间一副是“须持这志趣坚牢，饮食起居，无非是学；能洗得心头洁净，虫鱼花鸟，触处皆春。”乃是论述个人志向。

  俗话说“年年岁岁春类似”，但岁岁年年家事、心境却有不同。清雍正陇西进士陈长复曾自题春联：“燕子衔春，问主人本年可好；梅花睡雪，占魁信此处独先。”上联以燕子的拟人写法抛出一问，“本年可好？”也好像在和主人商议，休说上一年烦心事，借此春风道：“本年也能够好。”近代河州学者邓隆则较为知足，他写下春联“椿树长春，桂兰有福；鸿钧转运，龙凤呈祥”，古人以椿树代指父亲，他在春联中含蓄地表达老父健在，自己能服侍左右，岂不自有“福”来。而1914年陇西名士蔡建邦所撰春联“女将红纸剪窗花，花开富有；儿负湿薪同爆仗，竹报平安”，就是儿女承欢膝下的另一种知足常乐。相传百年前，秦州或人写下这样一副春联：“居三尺室迎宾朋，站也由我，坐也由我；买二斤肉包饺子，饭亦是他，菜亦是他。”身居陋室，却能安定自得，这样的春联倒也旷达。抗战时期，家运与国运以背向阴相连。在兰州街头，呈现了“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；闻败勿馁，闻胜勿骄”的春联。居住兰州的张质生白叟也在1942年写了一副春联：“白首喜偕兄，元日晋一樽春酒；青年宜报国，岁星祝四海安澜。”这是他听闻陇上青年英勇报名参战后的激动之情。

  近代华亭学者幸邦隆在其《楹联丛稿》小序中说：“楹联为表明文明精力之一种……用之未尝少衰。”确实，芳华不复，韶光易逝。恰好书春之时正值年月替换，往往此刻，最简单引发对人生的感受，所以或是慨叹，或是希冀，好的作者，总能在贴春联的时分，将自己心中的慨叹也一贴无余。而为了更好地表达辞旧迎新之意，人们新年时，不只大门、院门或是房门贴满春联，就连厢房、厨房、后门，甚至磨坊、井房、鸡圈，只要能贴的当地都贴满春联，或许满屋子都“挂红了”才算是新年的底色。近代武都名士刘元凯，将自撰春联“射虎期穿石，闻鸡愿著鞭”，当作座右铭书挂中堂。陇上文史我们张维的春联：“我先人以节俭发家，出处须思洁白训；问同学今轮盖安在，男儿许读圣贤书。”更像是传之子侄的家训，发人深思。而在兰州青城古民居里，写在粮房的春联“惜米如惜玉；存粱似存金”，写在羊圈的春联“出郊不失成群意；跪乳能知报母情”，都是以精巧构思，流露着日子情味。

  在兰州、白银等地，除了大门贴上大福字，人们还在春联上下联最上方贴两个小福字，有“联头贴福”的风俗，涵义“福上加福”；在河西一些当地，贴完春联一定要一起放一串鞭炮，这是随春书写的好征兆，是新一年慎重开端的典礼感。而即使家中正值守丧，人们也不忘经过春联表达慎终追远之意，陇中区域至少清初就撒播有“守制春联”的风俗，在守丧初年不挂春联或悬挂黄纸、蓝纸书写的春联，第二年换成蓝绿紫等彩纸春联，到第三年传统意义上的守制完毕，又换成红纸春联，在写上“慎终须尽三年礼，追远常怀一片心”的一起，春联色彩的三年突变，实际上也是家人心境逐步康复平缓，安然面向未来的进程，这一古俗，也是一场心灵修正的实践活动。

  关于新年，民间有一首广为撒播的歌谣：“二十三，祭灶神；二十四，写大字……二十九，贴倒酉；三十夜，守一宿。”是在腊月二十三祭灶之后，预备春联，比及岁除前一日粘贴。清乾隆《静宁州志》记载是“岁除日……易桃符，贴门神，设奠先人”，清光绪《洮州厅志》记载是“十二月二十七八日，家家写门联……除日，贴门联。”实际中各地贴春联的风俗虽略有差异，但陇上风俗根本沿用的是腊月二十三今后开端书写、收购春联，大都区域挑选在岁除那天贴挂。今世天水籍学者霍松林从前回想，每逢到了腊月下旬，写春联是十里八乡最重要的文明活动，他从小就跟着老一辈们写春联，曾在诗中回想小时分“拉母索新衣，看爷写春联”的情形，长成少年时，“每年腊月底，父亲忙于作春联，我也学着作”，“大约十来岁的时分，邻居们就要我为他们写春联了”。霍家三代人写春联的传承，正是陇上人家诗礼传家的典型代表。

  接近年关，不管自己能否动笔，预备好春联都是每个家庭必不可少的“年货清单”。闻名学者周汝昌不无慨叹地说：“春联是全世界罕有伦比的最巨大、最瑰奇的文艺活动。”

  从两千多年前古人神荼、郁垒的桃符传说，到近年来我国春联贴在了冬奥会场馆、挂在了万里空间站，而一些AI春联、个性化春联也投合潮流成为网销顶流，千百年来，春联风俗一直在传承、立异。“新桃换旧符”，换下的是方式，而亘古不换的是精力，是凝集于春联两行文字之间的一个又一个夸姣祝愿、新春愿景、家国情怀。